编者按：七月中旬，笔者有幸到缝纫机行业发展的两大重镇江苏、浙江两地考察。走访了靖江、常州、常熟、义乌、绍兴、杭州等地的数十家生产和销售型企业。关于两地之间的行业历史、现有宏观调控和行业生产条件下的发展态势的比较这一话题的探讨渐渐地得以深入和明晰起来。因为此次拜访的尽数为行业里中小或直接称小企业显得更为合适，所以对于行业现状的考察将更趋微观世界的探讨。正因为是小企业，很多问题才会浮现出来而不至于被头顶的光环所掩盖。而这些浮现出来的问题，见微知著，折射的是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是其在我们的缝制设备行业中的直接反映。在我们的行业中深圳创业板上市和9月即将来临的CISMA成为焦点话题之时，行业中更多的中小型企业正在艰难地起步和谋求发展，他们所面临的这些新问题，在难度和广度上远远地超过了数十年前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谁都知道，今年是个干什么都难的年份。
江苏，经济紧运行下的行业淡季
靖江，小地方的大产业
一座江阴大桥让靖江和世界的关系骤然紧密起来，从上海到达这里无需花费太多的时间，靖江体改委和当地企业界的人士乐于告诉记者：靖江区域面积是673平方公里，与新加坡的区域面积相当。2001年是全国百强县，现在是作为经常意义上的上海浦东经济开发区和苏锡常火炬带在苏北地区延伸的“桥头堡”被提起。
车进靖江，可以明显地觉察出靖江的新城和老城之间的显著差别。我们要去的缝制企业除兄妹缝制设备外，大多分布在老城。这里的支柱产业据陪同我们的江苏靖江盛昌衣车的徐总介绍是机电及汽车配件、医药及精细化工、纺织服装、船舶修造等。缝制行业是最近数年来伴随着纺织服装业的蓬勃发展而兴旺起来的新兴行业，现有4家比较知名的企业。盛昌衣车、飞翔缝制设备、靖江工缝厂和兄妹缝制设备。但靖江更为出名的却是这里，有中国最大的维生素C生产企业、中国最大的汽车锁制造企业、中国第五大造船企业，小地方的大产业。这是靖江给记者留下的第一眼印象。
经济紧运行已经有所缓和
“今年上半年日子的确是不好过”，盛昌衣车的徐总对记者说。这也是记者在靖江以及其后在常州、常熟等地的采访中，当地的企业家们对记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江苏这次是中央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前一阶段的江苏铁本事件的振荡波一直到今天对江苏企业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对于地方私营或民营企业而言，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的国家宏观调控，五大手腕中的前两条以及其后的任何一条，都可谓“切中肯綮”。
“民营企业家们很郁闷，当然我们这里大多是小企业，可能遇到的问题不是那么鲜明，但是也确实感觉到了调控带来的遏制性力量。这次的宏观调控和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一次一样势头很猛，那次主要是有关财税和汇率方面的改革，而这次不同，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可是话说回来，民营企业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原本就面临着很多的信贷难问题和土地批租的问题，这次的调控刚好这些问题就首当其冲，但是你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到了7月份，调控的力度在出现成效后已经逐步放缓了，我们现在考虑更多的是怎样使我们的企业舒缓紧张的神经，积极寻找大环境下的发展对策。”记者致电靖江主管行业的轻工业局，一位负责人这样说。
土地调控、金融风险曾被一些专家形象地称为：“两条手臂”，即管住土地、管住信贷。
而这两大问题正是工业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重要生产要素。在靖江的盛昌衣车略显有些简陋的生产场地外的一间闷热的办公室里（企业停电、停产），徐灿钟告诉记者，他现在计划在建的新厂房的一期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将于下半年正式开工，明年年底竣工。“如果靠银行借贷，那可是死定了。我的400多万一期工程，都是自有资金，土地也是前两年买下的一块地皮。一直闲置，现在派上用场了。”徐在说这番话时带着相当自豪的表情，“到时候我们还会从安徽贵池的池州职业中专招聘一些专业人才到靖江来。可以说我的企业发展前景我是非常看好的。”
因为是自有独资企业，所以徐灿钟说银行加大了对信贷风险系数的控制和紧缩银根并没有给他的这家小企业带来太大的影响。“但是自身的压力肯定是特别大的，从原材料到拉丝成半成品，我们的企业全部靠自主自营。今年的钢材价格上涨给我们的生产成本控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现在正在想办法。”他说。
在不长的谈话时间内，徐灿钟因为手机的突然响起跑出去了3次，回来后又连着3次向记者道歉，一次是电力局的人来，一次是地方税务，最后一次是说，让他处理一下一个职工家里的事情。记者随着他跑进跑出的身影也切实地感觉到了这位说自己“独资”经营这家不大的零配件企业的老总身上的担子和压力。“线材今年的价格从2 850元/吨飙升到了5月份时的5 050元/吨。利润嘛，总共也就这么大，现在可好，能保证生产就不错了。还有停电的问题，今天你来，刚好又是停电，一停电就什么也干不成，我们现在只能响应‘号召’让电保证民用，干四休三，就是一星期干四天休息三天。”徐灿钟说这些话时显然有些无奈，“你知道的，缝纫机行业就是这样，旺季来得快，淡季来得早，现在这种情况，想不淡都不可能了。”
其实徐的话反映的是整个行业的现状，“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年份像今年这样停电停得这么厉害的。”在其后到浙江的采访中，记者与一位义乌的经销商谈话的过程中他这么说。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我们的缝纫机行业在宏观调控的力度空前加大和目前面临的生产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如何让淡季不淡？
专家分析此次宏观调控的起因时曾经提到过关于能源紧缺的问题，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分析说：“粮食涨价、土地乱占可以说是此次宏观调控的最初起因，但开始也只是如去年初的检查土地使用权交易、控制地产信贷风险和推进税费改革。随着几大行业的投资猛增，特别是由此引起的煤、电、油等资源的紧张，中央最终在今年的4月果断采取了措施”。
钢材价格的猛涨也不是一天就形成的。“是一条产业链上引发的，钢铁是用焦炭炼的，今年初中国和欧盟之间有关的焦炭价格大战是一个方面，进口市场上海关以及其他环节上的运输成本的急剧增加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另外有一个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问题。”一位韩国钢铁企业驻上海办事处战略规划部的负责人对记者这样解释道。
企业正在考虑走出行业淡季
靖江的另外一家规模较大的缝制设备企业——靖江工业缝纫机总厂的老总刘勇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进一步“苦练”产品质量，加大销售力度，带领企业走出销售和生产淡季的问题。
走进工缝厂，技术科的一位同志说，刘厂长刚从东阳的一个缝制设备展览会上赶回来，现在去车间了，然后就带着记者到各个车间去找，走过了磨纱、零件、初装、大件等几个车间，都没有发现这位刘厂长的身影，正说着，技术科的同志用手一指，说那位穿着工作服的就是。记者注意到的一个细节是这位厂长蓄的胡须上面还有些钢屑还来不及清理掉。
刘和他的企业一样，给人的感觉都是很踏实朴素。这是一家刚刚和西安标准签订了合作协议的企业。
“正式的合同要过一段时间再签，现在是我们企业的关键发展时期。”刘勇说。
记者和他谈起了关于缝纫机生产淡季的问题。这位厂长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记者讲了一个他刚刚经历过的“5天之内生产1 170台缝纫机的故事”，故事的背景必须讲清楚，这是一家只有300号人的小企业，生产机器当时也没有进行更新换代。原来最初时候的产能只有几十台，“所以当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应该说，为什么会有1 170台的生产任务？原来是我们在那个月的18号以前要拿出570台机器的。我们组织了职工开始了加班。在13号的凌晨4点多，西安标准的孙海英副总给我打来了电话，说西安标准手上的一个订单准备移交给我们来做，数量是500台，18号上集装箱，因为是初次的合作，西安标准厂也有考量我们产能的意思。我当时预感到这个任务一定要完成，第2天中午之前我召开了全厂的动员大会，要求大家一定要和企业一起打好这个恶仗、胜仗、背水一仗。珍惜这个珍贵的订单，后来赵新庆厂长也给我打来了电话。要求我做好这件事。实际上当时离交货就只剩下4天了。”刘勇喝了一口水。我问他：职工对加班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呢？
“他们的士气非常高，当时企业为了解决职工回家难的问题，特意在厂区附近的小旅馆为职工租下了房间安排他们住宿。当时，记得有一次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职工爱人的电话，说找他回家，有大事。我问她什么事，她说他们家的母猪要生小猪，要她老公一定要回家，因为他们家里一向要他拿主意的。我后来把这位职工叫来接电话，我就听到他在电话里跟他老婆说，这回你做主吧！所以说我们的职工的素质是这样的，我告诉我的职工，缝纫机有的做，先把现在的任务做完，我们不仅要做内销，将来还要做外销，千难万难，没有事情做是最难的。”
走在这家企业干净的正在实施6S管理的厂区里，这里的每一个职工都能说出几句刘厂长的名言来，比如：我们靖江工缝不做效率第一的企业，但求做管理第一的企业。
诚如所言，靖江工缝已经在行业里有了“乙等第一”的美名。他们的中低价位、优质品质使他们的企业在业内赢得了务实和单项冠军的美名。“以每年30％的递增速度计算的话，今年的产量有望达到5～8万台。我们的企业今年也面临着停电等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争取到了限电不停电的待遇。我们在高峰时期特殊设备不用就行了。”刘厂长这样说，“原材料的涨价对于工大于料的企业影响并不明显，我们的零件是自产的，配套企业较少，但是相信多数的企业觉得压力肯定还是有的，有些还比较大。因为不管是整机还是零件企业产品都难以调价，原材料涨价的压力只能内部调节和消化。这一点上，政策的引导是比较重要的。另外，我个人认为，一个企业的经营厂长应该对自己企业的发展有一个合理有效的预期，什么意思？就是说应该在去年就能够预料得到今年的产能和各项成本的变化，这样才能一直打胜仗。”
在离开厂区的路上，记者看到一辆满载着刚下线的缝纫机产品的卡车准备发货到广西地区。看来，合
理的产量调控和长期贯彻严格的质量方针对缝纫机行业的淡旺季规律确实是可以起到规避作用的。
浙江，路径依赖之外的发展之途
整体的繁荣与路径依赖
浙江的台州和义乌、东阳地区一向是缝纫机生产重要的产业集群带。绍兴的柯桥则 以中国轻纺城的崛起进一步将绍兴传统的轻纺工业推向新的高度，进一步带动了市场的繁荣，新的产业集群带正在形成。记者这次在浙江看到了服装、轻纺等上游行业和服装机械类行业的相互推动和相互影响的行业繁荣的景象。正像在绍兴的柯桥看到的大幅宣传标语上写道的那样：目前,中国轻纺城正致力于开拓、完善、发展集轻纺原料、布匹、服装、纺织机械等多门类的轻纺市场群体,力争与绍兴的链状轻纺工业组合成有机的发展构架,为绍兴经济发展再挥浓彩。其实这也是整个浙江关于这个行业整体的现状。
但是，整体的表面的繁荣却无法改变浙江轻纺和机械制造行业长期以来给人们造成的固有的印象。长期以来的产品品质方面的单纯模仿和产品的同质同构以及由此带来的恶性竞争已经在今年的夏天带来恶果，只是没有进一步显现而已。但从今年义乌的经销商们普遍的低调和生意的冷清还有绍兴轻纺城渐显的经营无序中已经初现端倪。
“今年的生意特别的难做，往年在这个时候一天能卖出个十几台机器来，今年不行了。”义乌的一家代理香港海风缝纫机的总代理商对记者说,“去年的这个时候可谓是产销两旺，但是今年的情况是，整个产业链条出现了“紧崩”,很多企业货物的存量不足，生产后劲乏力，所以经销商的日子不好过。另外，今年服装厂新开张的少，以往开服装厂是圈地的好方法，因为门槛低，好上马，我这里的机器去年大批量的是卖给这些服装企业的。今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他的分析可以说不无道理，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浙江的缝纫机生产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路径依赖”。
解决之途
已故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分析中国经济实质的时候提出了这一说法。在浙江记者观察到的行业的情况跟他的理论分析可谓不谋而合。所谓“路径依赖”就是指：第一，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易而模仿发达国家制度难；第二，发展中国家总是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而不是制度；第三，这种“路径依赖”可以使发展中国家获得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并从而给长期发展留下隐患，甚至使得长期发展变成不可能。由此他推导认为：后发国家不仅有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也是国家发展基因中的隐含信息。我们现在遭遇的就是这种“后发的劣势”，这是长期的“积贫积弱”的结果。台州和东阳、义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最先进的“模仿之都”。熟悉缝纫机行业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起码在国内，没有真正的所谓“技术创新”。有的一切都是模仿的结果，结果是造成了短期的表象上的繁荣。但是真正的西方的好东西我们并没有学到，正像杨先生说的那样，我们长期的这么走下来，造成了“后发的劣势”，也在繁荣中显现出大衰退最初的形态。
在记者走访的几家义乌较大的经销商中，都在近期出现了积压货源和销路不畅的问题，没有人知道到底怎样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途。问题不是中国人做不出真正好的机器，而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中国的缝纫机就应该是这样的。要想真正地解决，只能从整体的产业链再造入手。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义夫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还将必然伴随各种制度扭曲即所谓后发劣势。虽然不必先进行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地发展经济，但并不是一个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必进行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在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台州、义乌都是典型的诱致型经济，绍兴的柯桥则是产业衍生型经济，三地的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也各不相同，笔者有幸和台州政府的主管官员同桌共叙，席间形成的观点大多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政策的实施只能是个互动的过程。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调整到最佳位置和合理的架构。
那么，在现阶段企业应该做的就只能是发展和政策之间的良性互动，将产业的比较优势做大做强。在路径依赖之外寻找发展之途。否则今天的繁荣可能会加速明天的衰退，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在绍兴的柯桥，工商局的人士告诉记者：柯桥目前急需寻找的是出路，像现在这样，不但产业的集群和辐射作用难以发挥，而且越来越多的聚集效应使得内部的市场管理也会出现相当程度的混乱。
他的话也许可以归结为“在混乱中寻找出路”，这也是整个浙江缝制机械行业面临的命题。“浙江具有先天的产业集聚的优势和良好的小型加工型工业的发展基础，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之忧，才能将浙江的经济从整体上提高一个新的台阶，促使模仿型向自主型产业结构的转变。”义乌机械协会的一位领导在采访结束时这样总结。